但陛下没有学习过英国法律，涉及臣民生命和财产的事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
13 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页41。邓教授曾大力主张回到经典，意思是应精读现代（西方）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但我认为文化自觉也要求我们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和其他经典，回到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法学。
不久之前，刘星9和张伟仁10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撰文，分别指出中国法学界对当代西方法理学以至中国传统法制的认识，都是相当有限的，尚待增强。在学术分工中，有些学者会精读西方学术经典，从而深入认识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有些则精读中华文明的元典和其他经典，从而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精神面貌和价值信念。2 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开启的思的可能性之现象学考量。7 舒国滢：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页24。10 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页59。
也就是高鸿钧教授所说的，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得以延续，必须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断增强文明的实力，…. 没有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研究中外法律史，有些研究中外的现行实在法和部门法，有些研究法律社会学。[9]孙海华：《延安市委党校保卫科科长校园内被围殴》，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14日。
综上，打破国家单一权力观，逐步确立国家—社会二元权力观，并实现国家权力和自治权的合理分离与对接，赋予自治主体社会秩序的更大形成和塑造空间，是问题得以解决的不二法门。校园警察局是学校的职能部门，领导并监督外包安保形式下受聘保安公司的安全服务工作，只在业务上与地方警局保持协作关系。[2]柳阎：《耶鲁女博士被杀案有突破 杀人嫌犯10月受审》，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22日。这种国家警察权的外围保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否也是对大学自主的第三方监视与防范？面对学术性法律事务的处理，自主的大学和国家警察权力一旦发生分歧，谁应该是决定问题处理方向的主导？国家警察权介入大学事务的边界何在，其强度和程度又如何界定？即在国家警务和大学内保职能二元分离的框架下，如何确保警察权既是大学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又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自觉维护者？辐射模式对此没有给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反而是矛盾冲突在现实实践中表现的更为激烈。
但是，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确立的前提下，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全面二元化改造实属不易。高校公安派出机构民警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高校党政领导也不得要求高校公安派出机构民警从事非警务活动。
[35]3、台湾的驻卫警察驻卫警察制度始于清末民初的请愿巡警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在校内的刑事、治安案件，保护案发现场。第一，我国有着文化、经济保卫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实际经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陆大学保卫部门事实上就是公安机关的特殊形态，有着安全治理体制转型的雄厚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基础。据此，我国大学开始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内保组织即保卫处（科），维护校园正常教育秩序。
国家立法对职业自治的压缩可见一斑。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12]毛发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高校保卫组织的发展变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增刊，第22—24页。但是，十多年来我国大学校园安全问题也不断凸显。
但拘泥于当时的法治建设水平和许多大学是公安处设置的现实状况，法律上的职权变迁并未给当时不太规范的执法实践带来多大冲击。最后，美国校园警察执法权的取得因公立和私立大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公立大学校园警察的执法权依照法律自然取得即属职权取得，而私立大学的校园警察的执法权要经过地方警察机关的考核并经过宣誓后才能授予即属授权取得模式。
两所大学的警察在其所在大学四英里区域范围内享有和地方警察同样职权，当遭遇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时大学警务队也可以请求地方警局协助处理。[7]《学生杀老师是文明社会的悲剧》，载《新京报》2008年10月30日。
名古屋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大学自治的核心要求是其为了作为学术中心维持旺盛的真理探求愿望，能够深入研究、教授专门的学术，保持自由且创造性的专心研究的气氛和与之相适应的校园环境及条件，因此需要极力排除与此互不相容的来自外部的干涉，特别是凭借权力的干涉。2002年，牛津当地商人向国会议员申述牛津大学的校园警察对大学以外的社区居民无管辖权的主张得到支持，2003年后牛津大学校园警察行使权力的对象仅限于大学成员，并且其职权也受到了适当消减。并且，凡是排拒在外而欲强行进入大学及其设施并造成严重后果者，还应以犯罪论处。因现行犯及其他通常的犯罪搜查而行使警察权，既使作为大学也不享有治外法权，也没有能够拒绝警察行使职权的其他根据。如《台湾大学组织规程》第58条规定：本大学为维护校园安全及安宁，设置驻卫警察。[10]我国大学保卫组织成立伊始一直是在学校组织人事部门领导下开展隐蔽工作的，直至1958年9月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后，大学保卫组织及其工作职能才陆续公开。
申言之，无外乎大学校长家宅权、秩序权的保障，大学成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的提升，尊师重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及以警察权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量介入大学事务、维护校园安全制度安排的理性程度。[19]根据现行《宪法》第39条的规定，在我国住宅不受侵犯亦是一项基本宪法权利。
同时，校园警察有义务还应请求为师生提供安全护送服务。但学术这一孤独的自由决定了，所有的制约必须满足真理探究的自由、自主和中立，必须以不影响多元价值公平竞争的大学环境的维护为边界。
根据《各机关学校团体驻卫警察设置管理办法》第7、8条的规定，驻卫警察由学校自行遴选招募，应募人员必须受过初级警察教育或专业训练，或高中毕业服完兵役，或曾受军事训练并担任士官以上职务者。[36]我国台湾地区的大学驻卫警察表现出如下制度特征：其一，有明确的立法依据。
到1990年代末，我国建立了约400所大学公安处或者公安派出所。[22]无独有偶，在日本爱知大学事件中，大学自治权与警察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再次显现。1、英国的大学安保社会化就英国而言，由于深受普通法精神的影响，警察基本实现了国家化即保持政治中立性，其不依附于任何团体和个人，扮演着正义执法者的角色。[11]2、有限警察权的巩固1978年1月全国第17次公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肯定了文革前17年我国公安文化保卫工作的成就，也使得大学保卫组织得以恢复重建。
第二，随着校园安全状况的普遍恶化，多元大学安全治理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融合、优化的明显发展趋势，对两大法系区域内的大学法治资源和先进执法理念进行整合以服务于变化了的古老大学体制前景广阔。驻卫警察在其驻在单位的范围内执行职务，其职责是维护校园安宁、突发事件处理、门禁管制、交通管理、与地方警察机关联系和协调等，但无权侦办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处理是地方警局的职权。
（四）法律评析在当前三种大学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中，以武汉市为代表的辐射模式完全实现了大学内部安保工作的社会化，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事务面前警察权的无差别对待，是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指引下改革不断深化在大学事务方面的重要体现，也符合平等保护法律原则形式正义的要求。台湾地区驻卫警察一般隶属于大学行政，为总务处下设单位。
然而，随着后福利时代到来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强烈冲击，特别是9．11事件后对恐怖活动的普遍担心，大学校园安全开始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盗窃诈骗、暴力伤害、火灾交通、网络犯罪、毒品犯罪等时有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般情况下，对大学的安全管理，政府所采取的做法是，不仅发挥大学自身安保机构和警方的作用，而且还积极扶持私人安保行业的发展，通过安保服务行业协会来规范安保公司的服务行为，由受雇于大学的安保公司为学校安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安全保卫服务。
因此，与其说是大学行政性规章因违法而无效，毋宁是国家立法没有兼顾自治分权而违宪。因此，在《行政处罚法》颁行后，大学保卫组织行使作为行政处罚权之一的治安处罚权，就必然因违背处罚法定原则而失去其法律基础。这样，两委在辖区秩序管理方面因措施软化处处碰壁。2006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抽样选取台湾大学等21所国立大学、淡江大学等7所私立大学共计28所大学进行考察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施用驻卫警察制度的学校有24所，占考察学校的85.7%。
4、执法权的最终剥离正是在上述立法背景下，1996年7月公安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对全国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所设立的公安机构进行改革，改变其隶属关系，列入地方公安机关建制序列，所需编制列入国家公安行政编制，不再占用高等学校编制。而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逻辑和立法精神，上述规定所涉事项都与公共秩序有关，其执法主体应该是法定的公安机关。
[29]可不无矛盾的是，上述大学的规定，却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不过，也有个别学校采取校园安保管理外包形式即所谓的外委保全或警卫外包，如私立辅仁大学、明道大学等。
[18]参见董保城：《大学校长之家宅权与秩序权》，载《军法专刊》1991 年第6期，第31-35页。就治安执法而言，根据1986年《治安管理处理条例》的规定，大学保卫组织对治安违法案件只能实施警告和5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权，被剥夺了拘留等处罚权。
关注微信
